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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罗斯福与改变历史的一年(2)

编辑:admin 日期:2022-07-28 13:07 分类:热透新闻 点击:
简介:麦金太尔回到了罗斯福的房间,匆忙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罗斯福解释说,晚餐结束后,他就觉得头晕。麦金太尔的诊断草率得实在出人意表:他说,这次发病是因为消化不良,胃气过多。他给罗斯福开了一些药,来缓解他的症状。看来,就算总统先生远不是因为消化不良

  麦金太尔回到了罗斯福的房间,匆忙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罗斯福解释说,晚餐结束后,他就觉得头晕。麦金太尔的诊断草率得实在出人意表:他说,这次发病是因为消化不良,胃气过多。他给罗斯福开了一些药,来缓解他的症状。看来,就算总统先生远不是因为消化不良突然发病——实际上病因的确没这么简单——麦金太尔分明也不想深究了。到第二天下午来临,罗斯福再一次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向他阐述了自己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而后丘吉尔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新一轮的会议开始了。

  然而,就算美国人能继续平静地进行会谈,关于罗斯福,这一晚无疑给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而对丘吉尔和斯大林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健康并不总是常驻的。

  罗斯福的消化不良看起来“彻底好了”。据当时一起到访的美国随员的说法,他恢复得“和先前一样机敏”。但会议的议程却停滞在越来越棘手的跨海登陆作战问题上。丘吉尔依然举棋不定,他很担心一次直接反攻会“彻底摧毁文明”,让欧洲大陆变得一片荒凉。罗斯福方面则还没有能力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投入大量的兵力,他盼着大家能集中关注战后世界的规划蓝图和成立国际组织的构想,以此解决无休无止的争端。而斯大林的脑中则回放着红军战士顽抗纳粹、最后在无情的战场上流血牺牲的画面,屡屡把话题转回“霸王行动”。无论是用红铅笔在本子上信手涂满狼头,还是冷漠地坐在那里,嘴里叼着根雪茄,他看起来态度都极为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要求确定一个具体日期来,到底是在5月的哪一天,因为罗斯福此前保证过这一点;他还要求任命一名作战司令官。最后,他甚至神色严肃,极其尖锐地问罗斯福,司令官叫什么名字。尽管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主要候选人乔治·马歇尔将军就在会议上,罗斯福还是承认,他没有最后决定好。

  这个结果让斯大林觉得不过又是一种拖延,他格外愤怒:“那到底得怎么运作这件事,我们根本什么都讨论不出来。”

  议题又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身上弯了弯,才重回“霸王行动”。斯大林开始责难丘吉尔:“英国真的相信登陆计划吗?还是说,你只是为了让我们苏联人心安,才空口说说而已?”丘吉尔咬着他的雪茄,不禁怒目而视,强硬地答复他:“英国会使出浑身的劲来反攻德国,我们一定会强渡海峡,这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责任。”情形与前一天相仿,这一天的会议就在丘吉尔掷地有声的回答中结束了。

  他们彼此敬了许多轮酒,餐桌上也摆满了经典的俄国菜式——餐前冷点心、热罗宋汤、鱼肉、肉类拼盘、沙拉、糖渍水果拼盘,还有餐后水果。当然,佐餐的伏特加和上等葡萄酒是少不了的。酒过三巡,斯大林又开始刺激丘吉尔。他一会儿“取笑”他,一会儿“拿话激他”,乃至说得太过,暗讽丘吉尔对德国还抱有善意,企图避开战争秘密和解。其实,丘吉尔才是率先反对希特勒的那个人,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强硬。斯大林无视了这个事实,一味在口头上冷嘲热讽。罗斯福总是在制止他,不过偶尔也会搭话,跟着斯大林一起开丘吉尔的玩笑。这番“辛辣”的对话还在升温,直到斯大林还击丘吉尔,说德国总参谋部的所有人“都必须清算”,希特勒所有军队都“仰仗那5万名参谋和技师”,要是战争结束时,能把他们“围捕在一起,统统枪毙掉”,德国的军事优势就彻底没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还挂着“讽刺的微笑”,“并得意洋洋地挥着手”。可不知道是丘吉尔的翻译没有弄懂苏联领袖表面上的幽默,还是丘吉尔实在受够了这种假模假样的诙谐,他怒不可遏,冷冰冰地回敬斯大林:“英国议会和英国民众都不会容忍过度的杀戮。这些人受战争狂热情绪的影响,虽然支持纳粹开战,但第一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就反过头来猛烈抨击那些要为此负责的人了。”

  丘吉尔又道:“我宁愿现在就被人带到花园里举枪自尽,也绝不愿意自己和祖国因为这样的恶行而蒙羞。”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先前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斯福,不得不站出来斡旋,给斯大林明显的幽默之语添上一个结尾。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也不支持斯大林元帅所说的5万这个数目,所以就只“枪毙掉4.9万人”吧。

  当然,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谈及人类清算,在这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中,甚至与整群整群在波兰黑暗的森林里被屠杀的无辜平民相比,其实5万看起来都是个很小的数字。

  第三天,各方都找到了达成共识的办法。斯大林略带生硬地暗示说,如果1944年没有成功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的话,疲顿的苏联会考虑与希特勒单独媾和。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无论这一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斯大林的这番开场白还是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在这轮较量中,丘吉尔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午餐前,罗斯福和丘吉尔联手宣布“霸王行动”成为正式的作战计划,并且可能会分兵袭击法国南部。而苏联方面则答应,五月时他们也会在东线对德国发起一次进攻。

  丘吉尔身体还是不舒服,支气管炎和间歇性发烧一并向他袭来,令他苦不堪言。尽管如此,轮到他时还是举办了一次正式的晚宴。巧的是,11月30日这天恰是他的69岁生日。宴会上,英国人盛装出席,全然是一身英伦风格的传统礼服;水晶酒杯和银器在烛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戴上了黑色的领结。敬酒的礼节也随之变得讲究、繁琐,多数时候,主动举杯的那个人需要绕桌一周,主动走到受邀者面前碰杯。

  其间,罗斯福朝丘吉尔的女儿莎拉敬酒,祝她身体健康;可起身走到莎拉面前,并鞠躬与之碰杯的人竟然是斯大林。莎拉迟疑片刻,最后还是离席走到罗斯福面前,主动与后者碰杯。富有魅力的罗斯福幽默一笑:“亲爱的孩子,我本该向你走过去才对,可惜我走不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斯大林站起来,破天荒地向美国公开致谢,感谢美国给予苏联的大量援助,让苏联红军得以保持战斗力。他的原话是:“我非常想告诉诸位,为了打赢这场仗,总统先生都为我们贡献了什么。”他甚至还直言不讳地承认,要是没有租借法案,他们“必然会打输”。

  下面该轮到丘吉尔表现的时间了。他左边坐着斯大林,右边则是罗斯福。丘吉尔动情地回忆道:“我们被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次大战之中,却能合力控制世界上接近全部的海军,四分之三的空军,指挥近2000万士兵,”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1940年夏天,我还是孤军奋战。回望这三年来熬过的漫长时光,我真是忍不住想庆祝一番,我们正大步迈向胜利。”

  席间最后一通即兴演说,则出自罗斯福之口。此时已近凌晨2点,他兴奋难耐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一边激动道:“我们三个国家,风俗各异,人生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此刻我们相聚在德黑兰,这证明无论彼此的治国理念有多么不同,为了我们和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我们依然能和睦相处,并肩坐在一起,亲如一家人,一致对外。”

  然而,不管而今共聚德黑兰的三国有多亲睦,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求同存异式的和洽仍是昙花一现。因为还有更多的战争将和那些高深莫测的道德悲剧一起到来。

  这是罗斯福在苏联使馆待的最后一晚了。他回到房间休息时,不禁感到几分焦躁,因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没有达到:和斯大林建立长久的私人友谊。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发现苏联的这位掌权者“一丝不苟”、“倔强顽固”、“太过严肃”、“从他身上根本找不到一点人性”。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他简直意气全失。随后他突然想起来,前两晚,他冷眼看着斯大林对丘吉尔嘲弄个不停,针尖对麦芒,明显乐在其中。没错,他也加入了,但他还是很克制的。斯大林毫不客气,丘吉尔也会大叫大嚷地回嘴,而他大部分时候只是好脾气地听着他们吵,抑或出面调解双方,抑或火上浇油,开个玩笑缓和下气氛。会开到最后一天,为了谋求政治收益,他决定不这么做了,该换条路子试试。他得痛快地奚落奚落丘吉尔才行。

  最后一天早上,在去会议室的途中罗斯福追上了丘吉尔,告诉他:“温斯顿,我待会得做点什么,我希望你到时候不会生我的气。”丘吉尔多少有点惊讶。就在几天前,他刚和罗斯福在开罗共度感恩节,还一起在私人晚餐会上切了两块火鸡肉,听着假日音乐,共饮香槟,吃南瓜馅饼。刀光剑影,戎马倥偬,战争中的友谊格外难忘。不过,丘吉尔在英格兰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就非常顽皮,他根本不需要多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罗斯福后来还记得,当时丘吉尔有点被他弄糊涂了,却只是把雪茄换了个位置,嘴里“嘟哝了一声”。

  罗斯福一进会议室,就推着自己的轮椅摇到斯大林旁边,周围坐着的全是苏联代表。他这个出场略带狡猾,甚至还显得很亲密,好似把这位苏联领袖放到了最信任的位置上;但斯大林还是一脸冷漠,无动于衷。接着罗斯福伸出一只手掩到嘴上,像要来一场掩人耳目的私语似的,轻声笑道:“今天早上温斯顿脾气很暴躁;他起床的时候,起错了边。”苏联翻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斯大林的眼里不禁滑过一丝笑意”。罗斯福当即意识到,自己这个药下对了症。所有人都坐好后,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地戏弄丘吉尔,嘲笑他这个“典型英国佬”的“古板性格”,取笑他“雪茄不离手,生活习惯混乱”。罗斯福发现丘吉尔的脸涨得通红,怒容满面;他说得越多,斯大林笑得越开心。后来,他回忆道:“斯大林忍不住一阵狂笑,他笑得爽朗极了,那是我三天里头一次看见他笑成那样。”罗斯福破冰成功,彼此的疏远终于不见了。

  罗斯福口头不饶人,又暗自狂喜,甚至冒昧地当面管斯大林叫起“乔叔叔”来,而后者竟然也丝毫不觉得受到了冒犯。至于丘吉尔当时什么感受,就没有人记录下来了。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既是罗斯福的粉丝,同时又欣赏苏联人,他当时也在场。对罗斯福这样的举动,他也许能提供最生动的描述:“别人的尴尬不适总是令他觉得有趣。”

  这次会议相当成功。罗斯福离开了德黑兰,飞往开罗;丘吉尔也是这个安排。在短短的四天内,他们顺利商定好“霸王行动”;讨论了是否有必要成立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和平;经过长时间磋商,敲定了波罗的海诸国今后的命运和战后德国的立国形态;他们谈到了芬兰的战争赔款,还有如何说服土耳其入伙。美国国务院带来了中欧地图,他们在地图前挤成一团,热火朝天地磋议波兰的以及富有争议的边界问题。

  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掉,其中就包括罗斯福未完的决定;就整场战争而言,这将是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12月5日,他终于公布了这个众人期待已久的决定,宣布谁将最后负责“霸王行动”和诺曼底登陆,正式任命了盟军此次联合作战的最高司令。他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此刻正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总统姗姗来迟的任命。在罗斯福眼里,马歇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最有军事造诣的指挥官;他去德黑兰开会时,也是马歇尔陪了他半程。马歇尔深知,几乎每一个信号都在暗示,人选非他莫属;他自己也十分渴望得到这个职务。实际上,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甚至亲自祝贺他即将到手的任命。但罗斯福考虑得越多,就越觉得他的身边不能没有马歇尔谨慎又明智的忠告。他希望马歇尔能留在华盛顿,而不是远赴战场。当然,这个决定无疑极为冒险,恐怕也不值得这么做。周日早上的晚些时候,罗斯福把马歇尔叫到了他的住处。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他总算开口问他,想在“霸王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沉默寡言的马歇尔永远都是名优秀的士兵,他答道,这是总统该决定的事情。“那么,就让艾森豪威尔去吧。”罗斯福轻轻说道。为了督促事情早成定局,他随即一边口述,一边指示马歇尔把这封给斯大林的信笔录下来。马歇尔将军落笔成章,勉强把罗斯福给自己下属的任命写出来:“已决定即刻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霸王行动’总司令。”他写好后,罗斯福在最后添了一个感叹号,冷静地加上了自己的签名。事情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后来,马歇尔把这张签过名的短笺作为纪念品送给艾森豪威尔,并附解释:“这是我仓促之间写下的。”

  这就是新一年的开端,接下来的一年将充斥着各种命运攸关的决策。不过,这位疲惫却不失自信的总统还得先回到千里之外的祖国。

  回程途中,罗斯福原本打算取道那不勒斯,去慰问一下驻防在那里的军队。但那不勒斯仍旧战火纷飞,在众人劝阻之下,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前往马耳他和西西里岛。在马耳他,他向当地抵抗纳粹的居民们赠送了一块纪念匾;在西西里岛,他检阅军队,为战争英雄授勋,还和派头十足但总爱惹事的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将军谈了谈话,这位将军最近刚掌掴了一名士兵。随后他又去了一趟摩洛哥,最后坐船横渡大西洋。

  12月17日,罗斯福终于回到了白宫;他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在国内待过了。平安夜前夕,他北返家乡,抵达海德帕克镇,准备在那里就德黑兰会议跟全国民众进行一次炉边谈话。他身边摆满了麦克风和强弧光灯,通过这次谈话,他要对民众进行最后反攻的动员,坚定他们抵抗纳粹的决心。他提到,这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美国必须“对德猛力反攻”。“我们不得不等着那份死亡名单来临——战死的,受伤的,还有失踪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为了赢得胜利,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而结束之日,也并非一望可知”。

  1943年的圣诞节就这样悄然走近了。对罗斯福来说,圣诞节就是听人唱一唱圣诞颂歌,再由他自己为大家朗诵一段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可这一年纽约州北部天寒地冻,罗斯福待在家里,又被病魔击倒了:他不幸患上流感,除了咳嗽,全身还隐隐作痛。他的体温居高不下,感觉自己“将穷途末路”。其实十一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家人重聚海德帕克,在祖居共度圣诞节;因此他决定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每分每秒。花环与红丝带点缀着华盛顿高档酒店和政府官员们的宅邸,海德帕克的上空,绽放出绚烂多姿的烟花,人们畅饮蛋酒、饮料,享用美味的小蛋糕。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里有一名年轻的律师还在加班,他在为上司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部长草拟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题目很长,但也令人万分震恐——《致部长报告:美国政府纵容犹太大屠杀》(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n the Acquiescence of This Government in the Murder of the Jews)。

  尽管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先后商定了作战计划、重建国家和战后和平等问题,可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纳粹对犹太人有计划的屠杀暴行。新年伊始,这份措辞严厉的铅字报告很快就会送到财政部长手上,而后就会交由总统亲自批阅。

  早在1940年,希特勒元首就兴高采烈地和赫尔曼·戈林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然而,随着德黑兰会议的结束和1944年的到来,纳粹的战果变得越来越有限。战争根本就没有结束,离大局既定的那一天还很遥远。1月3日,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空袭,但这一次柏林的受损程度非常有限,英国却损失了27架战机和168名机组人员。每个月,英国空军都会损失十分之一的战机。而今,意大利是西线唯一还有盟军战斗的地方,盟军试图攻破德国人的古斯塔夫防线,但那看起来实在是牢不可破,作战不得不陷入停滞状态。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认,“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向前看。

  罗斯福始终坚信,即使是在当代,历史也是难以捉摸的。他一手缔造了稳固的同盟,帮海外盟友走出绝境;击退国内的孤立主义,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点亮了民主的希望之火;每到一处,都被人视为自由的象征。希特勒或许嘲笑过他,但感性的温斯顿·丘吉尔却知他甚深,他曾说罗斯福是他“见过的最伟大的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播音记者爱德华·默罗曾对那些正在战斗、或即将上战场的人们说:“对千千万万身着蓝色军装、奔赴东方战场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罗斯福’这个名字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暗号。”

  不过,战争远不是嘴上说说这么容易。无论是在初期,抑或中程,还是在收尾部分,这场仗打得都非常艰辛。实际上,当爱德华·默罗播出上面这段话时,那些操着一口英语的盟军,还根本没有向东进发。相反,他们还陷在对意大利战争的泥淖之中,虽然多次向北猛攻,却仍旧无功而返。残酷的战争在缓缓推进着。对士兵来说,这里就是地狱:村庄被挨家挨户地扫荡过去;沿着一整条海岸线,都有德国人躲在山地坚固的堡垒中,瞄准盟军士兵,把他们挨个打死。置身沙场,四处都是滚滚的浓烟,尖厉的炮火,炸弹炸开那一瞬间雷鸣般的咆哮。一名士兵自嘲,这真是一个“不满的冬天”。是的,在这些浑身湿透、冻得打颤的美国兵眼里,污泥、冻雨和山谷完全是和纳粹一样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恶的风暴硬是挤进了难以攻克的德国防线,把土路搅得水稀稀的,盟军一筹莫展,根本无法继续行军。吉普车陷在泥泞的道上,坦克基本上等于一堆废铁。物资运输只能靠骡子,这些小家伙不时得踏着尸体过去,看起来仿佛回到了一战的西欧前线。而且,不管走到哪里,同盟国的士兵们总被刺骨的寒冷和呼啸的狂风裹挟着。

  其实最悲惨的,还是他们自身遇到的困境。他们危险地蜷伏在刀削般的峭壁上,战壕足病和冻疮在潮湿寒冷的掩体中蔓延。在暴雨的侵袭下,士兵们常常要待在没过大腿的雨水里。人们在交火的间歇看一看四周,却发现野狗正尽情享用着阵亡战友的五脏六腑。到了晚上,机关枪轰轰轰开火的声音压过了伤兵的呻吟;时间一点点过去,同伴的呻吟也越来越微弱,越来越零落,越来越绝望。尽管美军轰炸机持续攻击着德军的前哨基地和供给线,这里似乎还到处都是坚守原地的德国军队。不难预见,盟军的士气一泻千里,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被迫承受着这一切,或在崎岖的沟壑中孤立无援,或困于带着倒刺的电线,或被敌人的地雷阵包围,或冒着枪林弹雨,在千篇一律的“砰!砰!砰!”中奋勇向前,突破了人类最大的忍耐限度。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弹震症的受害者,其他人要么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要么神智直接失常。有的人因为脑中一直绷着根弦,压力过大之下,不由自主地就失禁了。暮去朝又来,他们一直受困于这片古罗马帝国最初的发祥地,悲伤的美国兵索性给脚下的土地起了个外号——“紫心勋章之谷”(在战争中,美国士兵但凡阵亡或负伤,就可获得紫心勋章)。

  但随着春天再度惠临,罗斯福却满怀热忱,相信盟军很快就会打破相持阶段的僵局。实际上,他希望罗马的最终收复将预示着另一个计划的开端;这个计划意义更为深远——期待已久的跨海峡“霸王行动”,终于要开始了。

  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两栖登陆战役。盟军将强渡暗藏危险、风浪变幻无常的英吉利海峡,旨在一举扭转战争大局。单单确定一年里最适合发动进攻的日子(即诺曼底登陆日),就快耗光了军事参谋们的激情,这与盟军最高级别会议上洽谈的情形相去甚远。现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掌握大权,登陆行动的准备工作又更加紧凑了一些。没有办法,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倘若要从西面进攻德国,法国是唯一可行的登陆地点,突袭的隐秘性也万分紧要;希特勒当然知道同盟国在酝酿一次进攻,但他不知道具体地点。德国人还能出动55个师,其中11个还是装甲师,而罗斯福一方在登陆第一天只有8个师抢滩成功。因此,“霸王行动”的规模完全是史诗级别的战役,每一处细节都十分要紧:超过5000艘船和1000架宽腹运输机载着将近18万美国兵运过海峡,从11个港口和5处滩头抢滩登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发号施令——“预备,冲!”

  强攻的关键在于地点:诺曼底。这条海岸线其实很难对付,根本没有合适的港口,两条河与无数列窄窄的农田包围着四周。数个月以来,盟军进行了数千次侦察飞行,侦察员们翱翔在海岸上空,各自寻找敌军的碉堡和布防的重型炮兵部队;小型潜艇也在法国沙滩附近巡逻,力图弄清楚德军的水下防御。期间,为了混淆纳粹的视听,罗斯福和盟军煞费苦心,策划了好几套诈敌诡计。借用美国电影业巨头的技术,反谍报机构在声名远扬的乔治·巴顿将军手下伪造出一支不存在的傀儡军队;其中包括用橡胶做成的装甲师,喷过漆的预制战机,表面有鳞状斑点的登陆艇,看起来逼真极了。并且,他们不忘捏造无线电通信连续不断的嗡嗡声,甚至还给安营扎寨用的炉子点上火,让炊烟升腾。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骗过德国人,让他们相信盟军准备全力突袭法国加来地区(Pas de Calais),而非诺曼底。尽管希特勒本人将信将疑,但他手下的绝大多数将军都确信加来就是盟军的登陆地点。

  这是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在英格兰南部,数以万计的坦克小心翼翼地伪装好,其中包括登陆艇、水中坦克和扫雷坦克;另外还有卡车、吉普车、重炮群、滑翔机、打字机、随军用药、“野马”战斗机和(数百个)火车头,它们与坦克群一并在路边静悄悄地一字排好,为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待命。与此同时,几十万战战兢兢的士兵把神经绷得像压紧的弹簧,被暂时安置在某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需要造毒气堆,挖散兵坑,训练如何进行爆破和电火花线切割,拼命往脑子里灌着各式详细的地图还有德军防御工事的照片。到了6月初,全部兵力加在一起将近300万。每个士兵都领到了琳琅满目的装备,包括丰厚的钱、泛着光泽的剪线钳、防毒面具、新牙刷、新香烟、晕船药、超量的袜子,当然,还有足够多的弹药。不出众人所料,男人们最珍视的两样东西,是法国旅行指南和避孕套。其时,15艘医疗船上已配好了8000名医生,满载着10万品脱血浆,60万剂盘尼西林和10万磅磺胺;上面还准备好了12.4万架医疗床,这个数目真是无比惊人。而在更安静些的一些时刻,大兵们会阖上自己的眼睛,在胸前画着十字,低头祈祷;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他们心照不宣。

  不过这儿难得地寂静了下来。每一晚,都有数英里长的车队轰隆隆地开来开去,连续吵上好几个小时。办公楼和仓库鳞次栉比,其间还蔓生出不少访客设施。无数的码头工人忙着搬卸物资和补给品——10万包口香糖,1.25万磅饼干,6200磅糖果,还有堆成塔状的备用轮胎,巨盘电缆,数万个车轮和木箱。这支无敌舰队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不知情的人特别容易把这个军事中枢误认成大型商业都会。实际上,“霸王行动”复杂的后勤工作格外令人心烦意乱。这相当于盟军要趁着漆黑的夜色,在仅仅12个小时之内,把波士顿、巴尔的摩(Baltimore)和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以及所有轿车、货车——都摆渡到海峡对面;而这条海峡宽达112英里,暗流汹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大规模突击的战地指挥所竟然设在一间不起眼的拖车式活动工作室里,离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造船厂不远。唯一能使人认出它真实身份的,也就是室内那张朴素的木桌上摆着的两部电话机。红色的那部能以密电形式联系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和美国战争部,可抗无线电干扰;绿色的那部则用来直接连线唐宁街十号,那是丘吉尔的官邸。

  暮春前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森豪威尔将军待在指挥所里,留给他的只有下达出击命令这件事了。无论是对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还是对盟军来说,既定的计划不能出现任何意外。这位将军此前就沉痛地说过:“我们绝对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

  在海峡对岸,埃尔温·隆美尔手握法国境内兵马指挥大权,正慢条斯理地踱着步子。他是希特勒手下最精明、最勇敢的将军之一,曾在埃及痛击英军和美军,不过最后也一不小心在非洲暴露了德军的短板。隆美尔认为,把盟军拦死在海滩上就是德国人最好的防御机会。因此,他决定就按照这个思路在沿岸布防。半年以来,约有50万德军一丝不苟地沿岸修筑了大量军事碉堡和致命的障碍,静候盟军到来。只要有可能,德国国防军的精英们就会期盼隆美尔一声令下,虽然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太频繁。他们曾脚踏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明目张胆地突袭波兰,蹂躏过挪威和比利时;又以智取胜,惊呆了法国人;还从两翼包抄,挫败了南斯拉夫人和希腊人。无论隆美尔私下对盟军的此次反攻抱有怎样的疑虑,他知道他可以让盟军为他们推进的每一寸土地都付出代价。他也清楚——不如说他希望——他的第二等和第三等军队能够临阵感染出“狂热”情绪,这正是他们在实际训练中所缺乏的。而这两类士兵的年纪要么太轻,要么太老,他们都是从克罗地亚、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克里米亚征来的“志愿兵”。同样,他还明白,在抵达希特勒大肆吹嘘的欧洲堡垒之前,盟军的每一次支援、每一个手榴弹、每一剂吗啡、每一条止血带和每一罐食物都要先冒险渡过英吉利海峡。

  当然,隆美尔也很清楚两栖登陆作战有多复杂;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出错,而且结果通常都是失败。诚然,在1847年的美墨战争中,墨西哥人准备不周,美国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曾成功强登韦拉克鲁斯(Veracruz),但那只是个例外。正如伟大的拿破仑也无法横渡英吉利海峡,最后只能惨淡收场,希特勒也是一样。自从“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登陆成功以来,还没有人做到过同样的事情;何况,威廉还和盟军的情况不一样,他是从反方向渡海上岛的。从近代的历史来看,这基本上也是痴人说梦。一战中,英国受阻于达达尼尔海峡恶劣的气候和水文环境,在加里波利(Gallipoli)一役可耻地惨败;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这段记忆至今还像噩梦一般缠着丘吉尔。而在1942年8月,数千名盟军突击队士兵试图进攻法国沿海港口迪耶普(Dieppe),纳粹轻而易举地粉碎了他们的袭击。

  隆美尔的部下费时数周,沿岸修筑了一套网系复杂、设计严密的堡垒和防御工事,底下以体系化的隧道相通,修筑速度迅捷而又狂乱。他们在海滩上铺设了50多万个行军障碍物,包括“比利时之门”和环环相扣的铁链护栏,打磨削尖,可以撞毁登陆艇的外壳,以此诱使盟军等待落潮时分抢滩,德军火力将在那个时候猛力倾泄,地毯式扫射已经准备就绪。另外,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泻洪淹没了诺曼底附近长达数百英里的农田,开辟出一块天然的歼敌区,届时会强迫盟军战机在这片人工沼泽紧急降落。海滩沿线布下了各式各样的陷阱,其中包括数十万枚地雷,一旦敌人踩到或引线被点燃,就会立刻引爆;更不必说那绵延数里、望不到尽头的带刺铁丝网和反坦克壕沟。隆美尔希望,这种马拉松式的可怕障碍物会让盟军望而却步,最好是还没正面碰上这些毛骨悚然的防御工事,就打起退堂鼓。这就是希特勒闻名于世的大西洋壁垒。当然,还有肉眼随处可见的防御实体:厚达13英尺的混凝土墙,中有钢筋加固;重炮群严阵以待,警戒地扫视着四方;甚至还有虎视眈眈的导弹发射场。而在远处,威猛的装甲车整装待发,等待着弹药填满炮管、把不请自来的登陆者通通扔回海上的那一刻。

  这会是纳粹的马其诺防线世纪重演南北战争中联邦军凭借葛底斯堡的金汤城池,重创皮克特愚蠢冲锋的历史?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战局大势将在海滩上见分晓,”隆美尔严肃地告诫一名助手,“敌军抢滩登陆刚结束时,力量最薄弱,接下来的24个小时最为关键。”

  那一天来临之前,他们能做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罗斯福也在等待,无论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在地图室,还是乘车穿行首都的街头巷尾,他都在静候前方的消息。炮火连天,硝云弹雨,他都耳闻目睹过,他知道战争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景象、声浪与创伤,这些他对付得来。他明白想打赢这场硬仗,还要花很长很长时间,这一点,他也周旋得过来。他已预见,很快就会有船拉着无数棺材回来,里面装着阵亡将士的遗体,对此他也会安排妥当。盟军即将孤注一掷,全力以赴。然而有一件事却是他控制不了的:自从去了一趟德黑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不过,他绝不会向外界坦白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这个事实。原因何在?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眼下筹备的计划会决定欧洲今后的命运,倘若他此时将实情公之于众,会不会显得太莽撞,对国家大事太漠不关心?或者,他这是在又一次地自欺欺人?还是说,果毅敏锐的战时领袖罗斯福,只是不甘承认自己身上的任何弱点或任何形式的失败?要知道,尽管他的形体有后天缺陷,可一直都是盟军威风凛然的精神支柱。然而,1944年初,在众人最需要他强劲的力量时,他突然疾患危笃。

  他才刚过62岁,但自从接受伍德罗·威尔逊的任命,担任海军助理部长以来,30多年里他大半时间都是万众瞩目的对象。现在,十年的总统生涯过去,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心力交瘁、油尽灯枯都是他的真实写照。曾经丰盈的两颊陷了下去;伸手去拿香烟时,手会猛然发颤。他的脸色愈近惨白,好似粉笔涂抹出来的颜色,只有眼眶下的部位恰恰相反,在照片上呈现一片拭不掉的淤青,肿得发紫。早上,他疲惫得没法工作;可到了晚上,他又浑身不适,病得睡不着。他仍要伏在白宫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处理公务,可仔细审阅意见书时常常会木然地望着文件,两眼放空;翻看邮件时,嘴巴会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向别人口述命令时他会睡过去。这些半恍惚的情况好似还不够严重,有一回他差点失去知觉:他要在文件上签字批复,可最后竟只在纸上留下了点脏兮兮的墨水和潦草的字迹。在其他场合,他曾从椅子上跌落,无望地躺卧在地上,把特勤局员工惊得不知所措。头痛总是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频频的干咳仿佛也不肯从他身上离开。

  有一次,罗斯福的一位政治伙伴在白宫和他共进晚餐。事后,这名要员不得不承认,罗斯福神色疲倦,憔悴不堪,这令他惊诧极了。而战争情报负责人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总统的面容像是被谁劫掠过一番;而且,总统还瘦了很多,连脖子都“纤细得不成样子”,当他见到罗斯福真人之时不由“大惊失色”。不只如此,温斯顿·丘吉尔也曾与私人医生莫兰勋爵透露,罗斯福看起来“格外疲惫”。

  不用说也知道,一时间各类传闻甚嚣尘上。不管罗斯福和白宫多么小心地掩饰他的公众形象,大家还是把一系列举措都看在眼里:他取消了许多安排,其中就有记者招待会。人们议论纷纷,都在传他重病不起。白宫放出话来,说罗斯福只是“得了流感”。这当然是真的,起因还得归于前一年12月那趟漫长的环球旅行,他不得不往返遥远的德黑兰,只是为了与丘吉尔、斯大林会晤。但剩下的就都是安抚人心的谎言了。这会儿,总统的身体一点儿也不好。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后来写道:“流感死活都不肯走。父亲一直都特别疲倦。这还不算完,麻烦一个接着一个来。他有慢性消化不良,该进餐时只能专心吃饭,不得不放弃把正事搬到餐桌上来;有时,他全身都是汗,带痰的咳嗽折磨着他的肺。”

  这个冬天,罗斯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德帕克镇,但这一次休假基本也没有令他的病情好转。到了1月,他早上醒得越来越迟。他的助手威廉·哈西特(William Hassett)颇受他信任,1月28日,哈西特在日记里写道:“总统又睡了个懒觉。”就在3天前,罗斯福早上差不多11点半才睡醒下楼。3月的后半月,他又回到海德帕克,病情开始迅速恶化。当第一束黯淡的晨曦投进窗内,他慢慢转醒,仍感疲乏无力,浑身发颤。他没法工作,想集中注意力都很难,一天多半只能待在卧室里,连一日三餐都得让人放在托盘上,端到床上用。3月24日,哈西特写道:“今天早上,总统待在卧室,他看起来不太妙。后来他主持新闻广播会议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转,他声音沙哑,声调特别低。看来,最近这次感冒让他的身体虚弱了很多。”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来关心一下他的病情,而他答复每每都是“糟透了”、“感觉就像在地狱”。到了3月26日,他的体温升到了104华氏度(约合40摄氏度)。“头儿很不舒服,脸色特别差。”哈西特写道。罗斯福吃不进多少东西,甚至有点逆来顺受的感觉;而他的女儿安娜越来越惶惶不安,甚至去质问主治医师麦金太尔上将。她的焦虑,麦金太尔看在眼里,却还是置若罔闻,只一味举例引证,说病去如抽丝,她父亲的流感和支气管炎慢慢才能痊愈。这一点,安娜显然更明白,她一再坚持要把罗斯福送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接受全面检查。麦金太尔勉强同意了——但他又告诫其他人:总统的实际病情绝对不能让他本人知晓,透露一个字都不行。

  1944年3月28日,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总统先生抱进加长轿车里,缓缓驶往贝塞斯达;而他再一次和哈西特低语道:“我感觉就像在地狱!”

  摩托警车在前面开道,罗斯福的车队沿着威斯康星大道,一路开到了贝塞斯达医院。一到地方,他就被人抬下车,抱进一张轮椅,推进光线微暗的走廊里,医生们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人们蜂拥而至,围在走廊两旁,等着一睹真容;毕竟,这可是为人交口称赞的盟军领袖。见到此情此景,他立刻高兴地举起一只手,顽皮地和他们招手,幽默地说了些俏皮话。此前,罗斯福常常抱怨自己的慢性鼻窦炎,弄得人尽皆知,所以当时给他安排的私人医生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眼下,给他做检查的却换成了霍华德·布鲁恩(Howard Bruenn)。布鲁恩医生很年轻,但他是公认的心脏病专家,同时也是海军预备役中尉;他检查起来非常认真,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检查伊始,布鲁恩就怀疑“情况可能很糟糕”,可结果还是让他震惊了。他啪地打开检查室的电灯,发现罗斯福的脸色“格外灰败”、“暗无生气”;嘴唇和皮肤都有灰蓝色的斑,看起来不太雅观,这说明体内组织供氧不足,他的身体连最基本的血液循环都成问题。他还咳嗽个不停,憋气时间最多只有35秒。

  布鲁恩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肺,却只是徒增惊恐:在罗斯福的一呼一吸之间,他能听见湿性啰音和咔嗒咔嗒的冒泡声,这表明他的肺里已经有组织液回流了。总统先生简直就快溺亡了,肺内的液体正缓缓吞噬着他的生命。这绝不像麦金太尔所暗示的那么简单,支气管炎或肺炎的后遗症不是这样。实际上,布鲁恩一开始就意识到罗斯福连正常呼吸都成问题;单单把他从一边挪到另一边,都会令他“气喘吁吁”,使人担心不已。布鲁恩后来回忆:“这比我担心的还要糟糕。”

  每检查一步,他就越发意识到罗斯福的病情有多严重。他快速扫了一遍总统的病历簿,发现早在1941年2月,他的心脏病就轻微发作过,记录下来的血压值高达188/105。随后发生过什么,就无从得知了;借助这份病史报告,他发现从那天起,麦金太尔就再也没有给罗斯福量过血压。此刻坐在布鲁恩的检查室里,他的血压值是186/108。但其他的结果明显要更为惊人。照过X射线和心电图后,布鲁恩发觉他心脏膨大,肺血管充血膨胀;而心脏阴影面积较之常人也显著增大。也许是老天认为这还不够棘手,他竟然还听到了收缩性杂音,证明罗斯福的心脏二尖瓣不能正常闭合。

  布鲁恩当即做出了诊断: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患有急性支气管炎,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及高血压性心脏病。不出意外的话,罗斯福最多还有一年时间可活。事后证明,布鲁恩医生完全就是预言精准的先知。

  也许是因为罗斯福这会儿感觉太不舒服了,所以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点都不感兴趣。布鲁恩遵从麦金太尔的指示,也绝口不提检查结果。他们看着罗斯福高高兴兴地玩着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一会谈谈这个,一会聊聊那个,但就是不过问自己的身体;他想回避某个不快的话题时,一般都会这么干。他一直消遣到了下午,而后就要去出席一场既定的记者招待会,以此打消公众的疑虑。这真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他暂别肺炎可能带来的任何烦恼,表情微显茫然;他的脸上忽地闪过一抹微笑,假咳了一声,为了表演得更自然些,他一边假咳还一边轻轻拍着胸口。镁光灯闪个不停,记者们哄堂大笑,轻易就上了他的当;连《纽约时报》都报道:“总统的脸色和嗓音……好多了”。

  但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好转。随后,他的妻子埃莉诺和女儿安娜赶到白宫书房见他,发现他明显非常难受,疲乏得连线点半前,他就躺在床上了。

  而布鲁恩医生决心忽略罗斯福的总统身份,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严格为他安排治疗方案;他口授了一份备忘录,概述自己的治疗建议。其中一些很容易就能做到,比如控制饮食时的摄盐量,开始适当减重,服用毛地黄(尽管服用起来多少有点麻烦,而且可能还有诸如产生幻觉、视力减弱的副作用),每天适当服用泻药,定制一张高架睡床,以便缓解夜间的呼吸困难症状。罗斯福每天习惯了抽上30根烟,布鲁恩要求他必须少抽;同样,每晚的餐前鸡尾酒也要少喝。不过,布鲁恩最重要的建议提得极为狡猾,因为他得考虑到病人的总统身份,何况眼下离盟军的登陆行动仅剩2个月。他强烈建议罗斯福由专人护理,完整地卧床休息上几周再说,这样可以缓解他的战前“紧张”。

  此前,麦金太尔竟然没能确诊总统的绝大部分病症,直到现在,他还固执地认为总统没得任何一类心脏病;而对于卧床休息这条建议,他更是暴跳如雷。“他根本抽不出时间上床休息,”他恶狠狠地抢白道,“他是美国的总统!”因此,他干脆组织了一次高级专家会诊,来判断布鲁恩是否误诊。起初,麦金太尔精挑细选出来的专家们都站在他这边,但布鲁恩坚持罗斯福危在旦夕,绝不收回原话。最后,麦金太尔不得不同意请两名第三方专家再给罗斯福做一次检查。会诊完毕,他们断然赞成布鲁恩的意见。

  其中一名顾问医生莱希博士还担心总统的胃肠道可能也有问题。莱希没有把他发现的问题明确记录下来,但后人从遗留下来的一些材料推测,他可能发现罗斯福的胃里有恶性肿瘤,而且无法手术。这也许是一种继发性肿瘤,源于他左眼上方的恶性葡萄胎,或起于后脑切除掉的那块粉瘤。不过,罗斯福的当务之急还是心脏病。

  可这支医疗团队随即就面临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总统不能工作——这还不如杀了他;但他又不能不工作——国家需要他。那该怎么办?他们转而采取布鲁恩医生的原始方案,只是执行力度相应减小,例如在他就餐期间,严格控制分心公务;启动一项身体监护计划,每天都要更仔细地留意他的健康状况。而布鲁恩每隔一天就会出现在白宫大门,来为他做检查。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这个方案似乎还管用——在一定程度上。照完X光,他们发现他的肺干净了些,支气管炎也减轻了不少,这很可能是因为严控抽烟。甚至,他膨大的心脏都收缩了点。他睡得也更安稳,并且能告诉别人,感觉好点了。可他还远没有康复。即使如此,麦金太尔还是在堂而皇之地误导公众和媒体。4月3日,罗斯福的这位私人医生声称,总统好得很,先前布鲁恩他们做的检查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他现在只需要“稍微晒晒太阳,多运动运动”。

  结果第二天,罗斯福的血压就突然飙到了226/118,跟他平时风度翩翩的举止相比,格外萎靡,又焦躁又木然;另外,他的注意力也十分涣散。他素来奉行斯多葛主义,不以苦乐为意,可这会儿竟然告诉埃莉诺,他特别烦闷,真怀疑医生到底搞没搞清楚他哪里有问题。他的直肠部位莫名其妙地疼起来,虽然最后又不疼了,但当时他就担心,那里是不是长了个肿瘤。不过,他还是继续服药,从来不问这些药是治什么病的,也回避任何有关真实病情的谈话。说是策略,在小儿麻痹症这个问题上,他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干得相当成功;说是托辞,他父亲最终就是因此而倒在了致命的心脏病下。可他的回避无论属于哪一种,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他宁愿让自己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总统的医疗团队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不管战争是否开始,不管他是不是总统,如果罗斯福还想好好活着,那么他们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于是罗斯福被告知,他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这对他的身体来说非常重要。他必须远离白宫。

  对罗斯福来说,这真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好好休养,远离白宫?他一路走到今天格外不易,堪称举步维艰,可他还是能克服小儿麻痹症,成功当选总统;带领人们化险为夷,在大萧条中涅槃;就是眼下,他还主持着浩浩荡荡的诺曼底登陆行动,维系着与别国的同盟。而现在,他的身体突然不允许他这么做了。他累垮了。“我无路可走,简直烦透了。”罗斯福急躁地告诉丘吉尔。那么盟军未来的胜利又能否拯救他?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心知肚明,沙场变化莫测,随时都可能有突发情况:友军误向自己人开火,“战略错误”或情报有偏差,甚至总统本人压力过大,导致精神突然崩溃。但罗斯福也明白,他手下那些优秀将领们的任务,就是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而不是吓得脚软。他们必须一马当先——即使是负伤时,他们也必须永远勇往直前。而这也是世人对罗斯福的厚望。

  尽管他的医生们都有点绝望,可总统自己却觉得眼下他从事的工作极具挑战性。他当了多少年总统,腿上的支架就绑了多久。金属支架重达14磅,他站立时却又必须依靠这些铁家伙,这对他来说十足就是折磨。他常常得挣扎着才能站稳或走路,全靠扭转自己的下腹和臀部,步履略显蹒跚,走路的样子还有点罗圈腿,他汗出如浆,下巴都僵了。这些年,他总是试图独自上下楼梯,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对自己说:“我一定得走下去,一定。”遗憾的是,他一直都没有如愿以偿。他虽然身体上有缺陷,但精神气魄却绝对完好无损。就任期间,访客总是为他的毅力所折服。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种种不足,而是因为他朝气蓬勃的出场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洪亮的男高音,抑扬顿挫的语调,诗歌一般的措辞,众所周知的挥手动作和标志性的微笑。最重要的是,他的论述与所思所想,总是能与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

  因此,他直面这个困境的从容,怀着与先前的经历别无二致的坦荡自信。他曾无数次驱散绝望,这一次,他也决心这么做。

  温斯顿·丘吉尔的好友伯纳德·巴鲁克是一名金融家,也是罗斯福政府的资深经济顾问。4月初,他向罗斯福提供了宽敞的霍布考庄园(Hobcaw Barony)作为疗养地,这个僻静的世外桃源就是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水上庄园”。在这里,能看见许多野生动物,各色各样的游鱼,从鹌鹑到狐狸,从短吻鳄到火鸡,应有尽有。小溪潺潺,流水淙淙,田野和盐碱沼泽一望无际,美不胜收;茂密的森林里长满了高耸挺拔的松树和橡树,老橡树身上覆满铁兰,悠然自得地迈过了数百年的岁月。这里远离战争的喧嚣,是静养的最好去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虽然无法阻挡,但罗斯福至少该获得片刻的安宁。霍布考的时光是如此静谧悠然,巴鲁克甚至都没有在此安装电话线。罗斯福的行李打包好了,行速缓慢的私人专列也准备妥当。1944年4月9日,他抵达霍布考,那天适逢复活节,“我想睡觉,一天睡上十二个小时”。按原定计划,他会在这里休上两周假。

  当罗斯福的车队缓缓驶往南卡罗来纳州之时,盟军正在为诺曼底登陆行动不遗余力地做准备。就在同一时刻,第三帝国的一个特别部门正踩着狂热的步伐做一件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这标志着纳粹最后的疯狂之举,他们要把欧洲剩下的所有犹太人尽数清洗掉——无论是孩子、父母,还是祖父母,他们眼里任何不适合繁重劳动或医学实验的犹太人都必须去死。其实纳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想让这个种族存活。这一次,轮到匈牙利籍犹太人受难;世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谋杀,就要开始了。而对希特勒来说,他的百年大业如日中天。

  镜头拉到了奥斯维辛。无论是在哪一张地图,都找不出第二处像它一样的地方。它有着仿中世纪式的大门,位于一座边陲小镇,是人类与文明的分界点。讽刺的是,“奥斯维辛”这个词衍生自古波兰语中“圣徒”一词。斯拉夫人将自己的文明带到这里,德意志移民随后带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维斯瓦河(Vistula)与索拉河(Sola)都流经此处,于是奥斯维辛凭借地势之利,渐渐发展成商贸中心。千百年来,波兰、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希米亚王国先后都统治过这里,在波希米亚国王统治时期,捷克语还是这里的官方语言;最后在1457年,波兰人用5万银马克买回了这片土地。1772年波兰第一次分裂时,奥地利占领了这里。随着奥地利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到来,德语变成了官方语言,它的名字也改由德文拼写。实际上,直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的诸多头衔里还包括奥斯维辛公爵这一个。

  镇上的大部分居民都信奉天主教,不过犹太人和少许德意志人也定居在这里。它的统治者从来没有颁布过任何律条,来禁止犹太人在此居住、贸易。他们不会被强行驱赶到聚居区,可以自发自愿地生活在一起,渐渐建成繁荣兴旺的犹太人社区。他们开设银行和工厂,开店做生意,有的甚至还经营着颇受欢迎的酿酒厂。居诸不息,星霜荏苒,奥斯维辛渐成理性正统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聚居地,说得更中肯些,一部分犹太人索性把这称作“奥斯维辛的耶路撒冷”。其实在人口数量方面,犹太人与天主教徒大抵相当,后者可能略多一些;这也能从政治上略见一斑:奥斯维辛的副市长一直都由犹太人出任,而市长则一直是天主教徒。

  约在20世纪初,这里建起了第一座劳工营,用以收容大批外来劳工。一战结束后,则变成了难民营,其中大多是从新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的波兰人。二战前夕,这里突然冒出了种族冲突的苗头,反犹主义潜滋暗长,局势急转直下。犹太人被禁止进入索拉河沿岸的公共浴室及市镇公园。同时,波兰居民开始不约而同地抵制起犹太工匠,一些商铺被迫关张。但此时,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几年之后会发生什么。1939年,德国人闪电般地征服了波兰,将一大片领土纳入德意志帝国麾下,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也就是纳粹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当时正想找一块地方修建集中营来关押政治犯。奥斯维辛老旧的劳工营就是三个候选地址其中之一,不过它还远不够格成为第一选择。营房破旧不堪,看上去快要塌了,又因建在湿地上,易生瘴气,水资源也比较匮乏。但其他因素能弥补这些劣势:它是主要运输路线的必经之处,坐落在铁路枢纽附近,也便于封闭管理,避开外界窥探的视线月底,奥斯维辛变成了纳粹的第七座集中营。所有故事都将从这里开始。

  1940年底,奥斯维辛的占地面积已然扩大了好几倍,涵盖村庄、森林池沼与广袤的农田,直到营地的官方“兴趣区”蔓延到15平方英里。但这还不够。1941年秋天,第二座集中营选在约1.25英里开外的比克瑙(Birkenau)动工了。最初,奥斯维辛关押的主要是波兰政治犯和苏联战俘;但1942年1月,随着希姆莱一声令下,15万犹太人被运到这里,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妇女。

  情形大抵都是这样的:火车上塞满了人,他们的终点站都是奥斯维辛。多数时候车厢里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默,间或伴有温柔的低语,突如其来的啜泣和悲哀的一瞥。一家人往往彼此拥得紧紧的,缩成一团,小声交谈。母亲紧紧拥着儿子,女儿死死抓住父亲;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抓紧父母的手,反复亲吻他们。有的人极其沉静,只是心无旁骛地听着别人说话;有的则惶遽不安,心里七上八下地预想着即将到来的时刻;还有的觉得这一切都是怪诞的梦境,从来没有哪列火车会如此死寂,

  “所有人声都消失了”,沉默笼罩着车厢。这种运输火车本用来拉载牲口,而此刻,它们却粗暴地塞满了另一种货物——人。

  火车突然停下,车厢门猛地打开。外面是一片混乱的景象,令他们又困惑又恐惧。犹太人在黑洞洞的车厢里关了好多天,铁轨旁探照灯的强光乍然射过来,刺得他们纷纷眯着眼睛。外面的那股恶臭令人作呕,他们从来没闻过这样恶心的味道。这时候,他们当然还不知道恶臭从何而来;这些有害的气味,其实都是烤焦人肉和燃烧人的头发时散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噪音传入耳中,有汪汪的犬吠声,还有他们听不懂的命令。这是纳粹在发号施令。党卫军手里提着机枪,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哨兵的说话声时断时续,突然会大喊:

  “快点!”匈牙利人踉跄地爬下车,一时辨不清方向,忧虑难耐,有的胆怯地上前询问起来,但士兵只会用德语大声吼道:“出来,出来,出来!”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于是,有的人摆弄起自己的行李来,有的人迟疑地与家人窃窃私语,还有的悄悄和朋友说着话,似乎一切如常。当然,根本不可能如常。这时,营中有一些俘虏艰难地穿过刚下车的人群,他们虽然眼神空洞,身形枯瘦,却不忘喃喃低语,交代老人必须把自己报年轻一点,小孩要把自己说大一点,恳求每个人都不要承认自己身体弱,不要承认自己病了、饿了或乏了。党卫军隔出一道厚厚的人墙,他们的眼神冰冷,大步走来走去。很快,他们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审问这批

  “货物”,混杂着荷兰语、斯洛伐克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速度极快。“多大?”“生没生病?”犹太人笨拙地编成队站好,一名高级军官才费力地越过人群走来。类似的军官里,最臭名昭著的是党卫军军医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这个老资格的军医会伸出一根手指,开始指指点点,左、右、左、右。所有身体健康健壮、或者至少看起来健壮的人,会被挑到一队,而老人、少女、幼童和婴儿也一定会出现在另一队。第一队意味着劳动营,第二队则意味着毒气室。人群还要男女分开管理。

  “行李随后就到。”多么轻快的回答呀。母亲当然想和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他们一边冷笑,一边回道:“好,很好,你就和孩子一起吧。”丈夫和妻子被分在不同的队列里,他也想陪着妻子,但纳粹只是冷静地坚持道:“你们很快就会团聚的。”

  挑拣完毕,即将要去死的那一队在雨点般的警棍击打下,被带往五个毒气室之一。他们丝毫不知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每一步,纳粹都小心翼翼地掩饰住真实的目的。他们穿过一道大门,那上面的铁丝网还带着刺;他们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上,两边各自安静地列着一队党卫军;他们走过瞭望塔,塔上站岗的士兵手里都端着机枪,令人觉得不祥。每个焚尸炉都是一座粉饰太平的波将金村(

  Potemkin village)。美丽的柳木篱笆栏装点着各自的入口,门前是精心打理过的花圃,放眼望去,似乎整栋建筑都散发着热情迎客的气息,甚至像是个休息区。

  但再具有欺骗性的迷人外表,也无法掩饰血淋淋的事实。这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息,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被送进毒气室,真相仍是一团迷雾。每次,会有三四百个犯人被推搡着往地下去,台阶尽头,一间更衣室已悄然而待。他们胆战心惊,焦虑,怕得发抖。蛇形的队伍排得绕来绕去,抻直后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长。尽管如此,外面还会排着更多的人,缩成一团等着轮到自己。

  ——周围全是武装好的党卫军和嗥叫的警犬——但多数时候,还是能保持镇定。镇定的理由各不相同。也许有的已因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有的被周围环境镇住,有的仅仅是出于恐惧,吓得精神恍惚。还有的,莫名其妙地被停在身边的一辆卡车蒙了过去。那辆车上贴着红十字标志,每看一眼,都会令人安心。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可怖的恶魔正在等着他们;更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几个小时后,他们就会化成灰烬。毕竟,要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才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命运?

  “洗澡间”,哪里是“消毒室”,看起来极其无害。更衣室里有序地摆放着许多条长凳,人们能舒服地歇上一会;墙上还有干净的衣帽钩,上面都标了编号;到这一步,这里似乎还真像是一个临时待客区。为了完善这个骗局,纳粹还嘱咐他们,要仔细记好自己的编号,这样洗过澡后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私人物品。他们环顾四周,发现那些标语中常常有诸如“通过清洁走向自由”、“虱子杀人”、“把自己洗干净”的警句。为免突变骚乱,纳粹甚至还向饥饿的人群保证,他们“消过毒”后,就能吃上一顿大餐。

  ·霍斯勒(Franz Hossler)回顾往事时,曾提到过当时自己对他们说过的话:“我代表营区欢迎你们的到来。这里不是度假村,是劳动营。我们的士兵正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第三帝国的胜利,在前线战斗;而你们将会在这里,为了新欧洲的幸福而劳动。至于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将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机会就在那里,你们每个人都能抓得住。我们会关照你们的健康,也会给你们提供待遇优厚的工作。战争一结束,我们就会依据各人的功劳评估你们的表现,给予相应的回报。”

  “现在,请你们都脱下衣服。我们提供衣帽钩,把你们的衣服都挂上去,也请记住自己的编号。你们洗完澡,每个人都能享用一碗热汤、一杯咖啡或茶。噢对了,还有一件事,省得我忘记,就先说了吧。洗澡之后,请你们准备好自己的证书、毕业文凭、学校报告和其他任何证明文件,这样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专业和技能来分配工作。”最后,他还添了一句:“有没有不能用糖的糖尿病人?有的话,洗澡之后请报告给当值士兵。”

  然而,虽然纳粹用尽一切办法粉饰,孩子们还是惊恐万分。周围的环境太诡异了,这里太冷、太阴森。许多母亲此刻还抱有幻想,她们匆匆往前挤,想尽快做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但即使是那些看着像花洒喷头的东西,也不足以打消疑虑。而穷凶极恶的纳粹,在他们露出獠牙、砰地关上毒气室厚重的大门前,有时甚至会穿着白外套,分发毛巾和肥皂。当然,这也无法驱散疑云。

  2个小时,苟活的希望还会偶尔被一个个残忍的瞬间所打破。党卫军经常靠某个把戏自娱自乐——把毒气室里的灯一会开,一会关,这真是一种变态的折磨。莲蓬头里没有水喷出来,灯也突然灭了,人们不禁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他们现在才明白,原来自己会以某种方式死在这里。可灯,又突然亮了。他们一齐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叹息,暗自希望这一次的操作已被取消,自己会奇迹般地获得缓刑。

  “齐克隆B”(Zyklon B),全部倒进一个特殊的小孔。一名党卫军军医会监督全过程,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冷眼旁观这一切。窥视孔由双面玻璃和厚厚的金属网格组成,无论快要窒息的被囚者撞击拍打得有多猛烈,都撼动不了丝毫。现在,灯最后一次灭了。

  门拴死之后,毒气迅速布满了整间屋子;有人以为它们会从天花板投下来,可这次却是从地板上冒出来。稚龄的孩童开始死死抱住父母,虽然他们更多时候会惊惧地离开父母的怀抱,四处乱攀,绝望地呼唤父母。一对对夫妻心跳加快,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人们开始尖叫,剧烈的挣扎也随之而来。有的人站得离毒气最近,几乎立时就死去了;但更多的人仍拼尽浑身每一分力气,为生存而奋起。他们挤在一起,一起尖叫,一起大口大口地喘气。然而悲惨的是,在最后那几分钟里,他们往往只能苦苦挣扎着。天性使然,成百上千的人都试图朝门那儿挤过去。他们一旦知道门开在哪里,就会猛烈撞门冲出去。可其间,踩踏频发,体弱的老人和孩子被踩得七零八落,尸体成山。有的人则努力往高处爬,因为越高,他们能呼吸到的空气就越多。反复数次之后,最强壮的人爬到了最顶,正如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的那样,

  ——手,只能无力地动一动;脚,只能微微地抖一抖;双眼蒙上了云翳。再过二十分钟,工作就完成了。

  ·蒙奇(Hans Munch)是驻扎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之一,他曾回忆道:“铁门很厚,你会听到一种噪音。可以跟蜂巢的声音比较一下……某种嗡嗡嗡的声音。你要是经常去听,那就不需要再看。只要听听就会知道里面是怎样的光景。”

  “世间若是一片永夜,太阳的存在有何意义?神灵的职责若仅是惩罚世人,他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一支临时征用的队伍,全部都是犹太人。这份工作伤神又费力。尸体通常紧紧地扭在一起,难以分离。把它们残忍地拉扯开后,他们还得按部就班地将死人嘴里的金牙撬下来,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拽下来。他们跨过一具又一具尸体,用力把那些彼此相爱、相拥而死的人分开。纳粹甚至命令他们,把死尸的阴道或肛门撕裂,看看里面是否会藏着珠宝。他们一个个表情恍惚呆滞,沉默得像哑巴,还要一丝不苟地把女人顺滑的长发剪下来,在装袋之前,分拣出巨大的头发堆。他们累得大汗淋漓,惊栗得呆若木鸡,随后还要把尸体装进桶里,用推车运到焚尸炉去,每次拖十具。炉子一直烧个不停,所以火化场里永远都炎热异常,还要不断打电话给柏林专家过来修理。有时,焚尸炉会暂时用不了,那么尸体就会被埋到万人坑里,或者干脆扔到壕沟里烧成灰。即使对纳粹来说,这也是一个费力而复杂的过程。

  “真是扰人的烟味。”一名纳粹军医曾这样简单地形容道。烟雾缓缓飘到营地上方,笼罩着整个奥斯维辛小镇。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尸体被烧成灰之后,从来没有掩埋一说,而会耍出各种新花样。他们不仅用完好的骨灰来给集中营的农田施肥,还会用来铺路,或车道,或人行小径,甚至还用骨灰给党卫军的兵营保暖,以此抵御波兰寒冷的冬天。并且,任何一块烧不尽的骨头都会被压碎成粉,这种骨头通常都是骨盆。至于成堆的头发,正放在火化场的屋顶加热。

  德国人不会放过任何细节,而在奥斯维辛,纳粹似乎什么都不会放过。他们从死人身上获益巨大。遗物中有成堆的眼镜,无论镜片是好是破,镜框是弯是折,都会上缴到国库;成吨的人发,不管干枯柔顺,颜色深浅,要么拿去填充垫子,要么纺线搓绳,或者投入军用,被做成毛毡运到前线。顾客们会慷慨地掏钱,购买这些人料产品:不莱梅(

  Bremen)羊毛纺织厂每公斤付50芬尼;纽伦堡(Nuremberg)附近的亚历克斯·辛克毛毡厂也直率地敞开钱包,为获更高利润,大笔购进;肥料厂甚至从党卫军手里买走了成包的人骨制作饲料。

  纳粹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些人的行李。他们把所有行李收拢到一起,不嫌麻烦,仔仔细细地将每一件战利品都分拣好。成堆的食品、外套、衬衫、袜子、丝绸、貂皮、大衣,标有牌子的男式黑色长礼服、镶有金边的女式衬衫,各式各样的毛皮、皮带甚至内衣;一瓶瓶药剂,成百上千粒药丸;日用商品装了一车又一车,货箱里尽是桌椅和毯子。他们还搜出了大量的现金,从里拉、法郎、英镑到黑市美元,什么都有;更不用说杂七杂八的钟表、闪闪发光的宝石、做工精细的珠宝和小瓶香奈儿、精致的香皂和古龙水。但这还不是全部。单单鞋子这一项,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农民的、商人的、士兵的,破旧的、崭新的,厚底靴和胶鞋,绑腿和拖鞋,有早已磨破的鞋底,还有锃亮的新皮革;有黑的、灰的、红的,甚至还有白的;有高跟的、低跟的,还有露脚趾的;有夜用便鞋、荷兰木鞋、低跟舞鞋、沙滩鞋和女式系带高跟鞋;还有从母亲们的箱子里翻出的无数小孩穿的扣带鞋。数不胜数的私人物品加在一起,能足足装满

  30个营房。营房外的铁丝网都有倒刺,而堆货场则被叫做“加拿大”——想出这个点子的人觉得“加拿大”就是传说中极其富裕的国家。

  所有遗物都变成了国有财产,德国人成了最后收件人。大量的财富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每个月,都有人把成吨的珠宝、回炉重铸的金砖和一捆捆的现金装进巨大的铅衬箱,随后运往柏林。空军飞行员和海军潜艇水手收到了遇难者的手表作为奖赏,家园被盟军炸成碎石的柏林人也有这样的待遇。境外的德裔移民拿到了不计其数的家用品、法国香水、肥皂和纺织品,柏林的孩童分到大批玩具。臭名昭著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拿走贵重金属,野心勃勃的希特勒青年团领走现金,金和银则都赠给贪得无厌的德国化工企业法本公司(

  Farben)。而那些皮衣回厂加工后,就运到东线分发给士兵,几十万件男式和女式衬衣都送到德国境内僻远的城镇,分发给居民。要说那些珍贵的饰品(例如嵌有珠宝的盒子)如何处理?党卫军当然会自己私藏起来。更有甚者,奥斯维辛镇上的平民都想从中分一杯羹,他们询问营地长官,这些死者的遗物能否折价出售,当然,能免费分发就最好不过了。

  1940年大选后,罗斯福开始了一场快乐轻松的加勒比海巡航之旅,为期十天。事实上,早在1944年春天,他就期盼再度前往加勒比海,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悠然垂钓享受阳光。但他脆弱的健康状况和危急的战事状态令他无法成行。

  随着战争的艰难推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诺曼底登陆迫在眉睫,这些党卫军官只求安安静静暂时撤退以求恢复。他们渴望暂时从野蛮杀戮中解脱出来,尽兴地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为什么他们不该有呢?他们终于从恐怖骇人的战争中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无论有多大的仇恨,即使是最冷酷的人也难以直视死者或将死之人的恐惧眼神。但这却构成了他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里,他们都在制造死亡,这是他们的任务要求。面对如此恐怖的现实并不那么容易。在战争早期,他们有不少同僚因压力过大而崩溃。然而,这些军官不同。他们藏身于波兰上西里西亚(

  Upper Silesia)的茂密森林外围,行动均处于保密状态,直到最近大多数地图上仍无法找到具体位置,甚至许多同僚对其所做的工作也一无所知。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工作从早上四点一直延续到午夜时分,要面对附近连续不断的空袭危机、疯犬的刺耳狂吠、刺眼的泛光灯、对暴动的持续监视、可怕的烟雾和腐烂的气味,以及总是要求他们再“做多一些”的命令。这是属于他们的特殊战役。

  ——大多是行政专员——甚至还有婴儿和拥有明亮脸孔的年轻孩童。他们的巴士隆隆驶过18英里开外,经过营地的郊野,爬过索拉河沿岸树木茂盛的山坡,路过仍然未受战争侵袭的小村庄,穿过群山,他们踏上了一座小木桥。很快,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一座安静祥和的阿尔卑斯风休闲旅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索拉河边,索拉孤峰别墅在山间半隐半现。

  ——这种方式感受的时间脉络不甚明晰——这些兴高采烈的军官们和他们的女伴总在搔首弄姿,看起来像是在拍摄系列旅行写真,或是藏身在缅因州或玛莎葡萄园岛的山谷和冷杉树间避暑;就差泳衣和留声机放出的美妙乐声了。军官们大口抽烟侃天说地,肌肤白皙的美女们在一旁嬉戏打闹,宛如威廉·格拉肯斯(William Glackens)笔下的油画,宁静安详,令人舒畅——也一如几十年前的往昔时光,彼时,战争尚未打响,大萧条尚未到来。偶尔,在某个温暖的下午,他们会懒洋洋地靠在太阳椅上,在小屋宽阔的木廊里,用毯子盖着腿,或小憩,或八卦,或享受阳光,或小酌一杯。其他人则抱着自己的孩子,或调皮地逗弄自己的小狗,把它们当成“宝贝儿子”,教它们坐下、原地不动或躺下。过一会儿,男人们自己进了屋,围坐在一方小金属桌边的长凳上,畅饮啤酒和红酒;有些人还没点起第二支烟就迫不及待地卷起了袖子。

  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他们终于能深深地呼吸,好好地吃顿饭,甚至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里找到爱情。他们不仅仅渴求现在的片刻休憩,还希望一整年都这么度过。六月将至,更多的度假者即将到来。之后,天气转暖,花开遍野。年轻的女人们穿着相同的白衬衫和齐整的黑裙子,排成一列坐在粗糙的木桥栏杆上,开心地从小碗里挖着蓝莓吃。她们的同伴里甚至还会有个人拉手风琴助兴。把蓝莓吃完之后,她们会假装悲伤地把手中小碗倒过来。

  100人之多的军官与年轻女性聚集在一起,表现出难以按捺的轻佻狂热;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他们踏着旋律起舞;他们身着夏装,在野餐和射击训练时合影;他们在戏谑玩笑时装腔作势,或在突如其来的绵绵细雨中寻找遮蔽时欢笑着,被抓拍下来,或借夜色衬托,坐在餐桌边上,与平整的白色餐布、精致的瓷器、精美的酒杯以及满桌丰盛的美食合影;冬季时节,他们在点亮圣诞树的传统仪式中合影;再后来,他们甚至在一场雪地葬礼前合影,灵柩上覆盖着国旗——这在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

  ——当假期结束,回归到血腥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此二者的并存如此令人心寒,这些嬉笑着的度假者本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党卫军。他们工作的地点就是奥斯维辛。事实上,他们的度假别墅——索拉孤峰,就是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劳工建造的一座卫星设施,在党卫军中尉弗朗茨·霍斯勒强制监督下,于1942年建造落成。到这栋别墅和周边度假的人包括约瑟夫·门格勒(他在不知情的囚犯身上进行可怕的医学实验)、卡尔·克劳伯格(Carl Clauberg,负责用酸进行灭菌实验)以及前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胡斯(Rudolf Hoess)等等。不止如此,连那些女性本身也是纳粹党卫军的助手。说到底,他们在奥斯维辛的唯一职能,也是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实施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

  至于那些被留下的人,他们只能无望地盯着带刺的铁丝网。每天凌晨四点,四下还一片漆黑,他们就被叫醒,辛苦工作十二个小时,几乎没得休息,只有最粗劣的食物,还被迫忍受无休止的夜间点名。好不容易得以入睡,有时午夜后,他们还会转移,从原本安睡的塞满稻草的麻袋换到粗糙的三层硬木床,设计可容三人的床上往往会打包塞进

  6个人,有时甚至多达8个人。事实上,在集中营里面,党卫军在为容纳180人所建造的军营里填压了超过700多人。没有供热,没有电力,没有铺好的地板,只有潮湿泥泞的地面。如果毒气室未能足够快速、有效地杀死囚犯,那么斑点热、斑疹伤寒、痢疾等等疾病就开始肆虐,乃至一次简单的感冒往往就足以要了他们的命。许多人的身体简直是由内里腐烂开来。开裂的伤口在肿胀的腿上流脓。大如指甲的虱子无处不在,它们的幼虫和虫卵中还携带着脑炎病毒,也是杀死囚犯的凶手。营房里还有到处泛滥的害虫。横行泛滥的污秽和破烂得不忍直视的卫生设备也在为这帮屠夫添油加柴。

  ——前提是他们还能紧握自己的手的话。囚徒中不断有人爆出干咳声,还有病危者发出更深沉的嘎嘎声,都让人难以入睡。一名囚徒清晨醒来时,常常会发现临床的人已经死去多时。然而,由于他们太过虚弱,不但无力移开同伴那单薄轻瘦的尸体,甚至也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只能继续沉睡下去。

  在奥斯维辛,纳粹的日常暴行可以令最温顺良善的生物变成冷酷无情的怪物。瘦弱的囚徒们可以仅仅为一片面包皮就互相厮杀;儿子们被迫挑选出自己的父亲送往火葬场;母亲们被迫掐死自己的亲生婴孩。许多囚徒来自犹太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杰出的医生、律师、会计师等,都是各技术领域受人尊崇的专业人士。但就连这些曾经显赫的人物,也被他们在德国人这里的遭遇变成了野兽:令人作呕的生活条件,最轻微的(甚至没有)刺激就会引来的杀身之祸,以及长期的被迫忍饥挨饿。

  700多个婴儿出生,且没有被立刻杀害:他们被注册成为了“新人”,臀部或大腿上也被文上了号码。此外,囚徒们能穿的只有肮脏的衣服,可能太大也可能太小,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鞋子也一样。实际上,衣服本身就是个卫生隐患;这些衣服从没洗过,只是每六个星期用蒸汽烫过,直到衣服自己分崩离析。即使是他们的内衣——当他们还有这东西时,也是一样的肮脏。

  ——可能还要加上晚上。在等待叫号的过程中,囚徒们被反复骚扰,长期隔离,还要进行把人榨干的操练。即使对一名健康人而言,集中精神站立数小时也不是易事,更何况要一整个星期这么站着,还要忍受羞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膝盖弯曲的人、摔倒的人以及本来就无法站直身子的人,会被党卫军狠狠殴打,或半裸着身子站着,从头上浇下一桶冰水。

  囚犯的一切过失都是滔天大罪:没洗好一只碗就会被关禁闭,只能与零星面包和脏水为伴;少了一颗纽扣也足以把一名囚徒送进没有窗户的狭小监房,房间只有电话亭大小,在里头的囚徒不得不赤着脚站在冰冷的石头上;脏兮兮的指甲也会招致一顿竹条加身的毒打;党卫军走过时忘记脱帽行礼经常得挨五十下鞭子,也就是他们说的吓人

  “鹰犬”;不适地皱一下眉或一脸苦相就能让囚徒直接受到中世纪的酷刑——把囚徒的双臂反绑在身后,高高悬于空中,令其摇摇欲坠。因此,死亡往往如约而至。1940年一次特别漫长的点名过程中,84名囚徒被冻死或被殴打致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集中营里还有些囚犯活着度过了起初的几周。他们常常坚信,生存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善,党卫军有朝一日可能会停止毒打他们的行为,让一切能恢复得正常点儿。这是不可能的。在奥威尔现象的残忍逻辑之下,党卫军命令一队囚徒组成交响乐团表演(交响乐团成员是从欧洲各国首都的最为杰出音乐家中选出的,其中甚至包括华沙爱乐乐团的知名指挥),另一边的囚徒们则在寒意凛冽的暗沉清晨里发着抖,拖着步子走向各自所属的劳作,大部分跟墓地差不了多少。在木料场,砾石坑,建筑工地,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囚犯死去。

  ——如果那东西能叫早饭的话。至于午餐,他们所得的也不过是一碗稀薄的汤水,也许里面会掺上少量的土豆末、一点萝卜或者小米。晚餐时间,施舍给囚徒的是几盎司发霉的面包,那些面包陈腐走味,但囚徒们却不得不靠此熬到下一顿早餐。总共加起来,他们每日只能靠仅仅几百卡路里的食物维生。然而,即使囚徒死亡的速度如此快,靠着每日新来的大量犹太人,那些工作仍能够毫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30名狱友共用一个厕所。许多囚徒罹患痢疾,在厕所外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无尽等待往往会持续数小时。党卫军还会当场击毙任何在厕所以外的地方解手的人。那些无法及时跑到简陋茅坑的人都被射杀了,尸体就那样躺在自己的一摊屎尿上,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活着的囚徒一身肮脏,散发着萦绕不去的气味,令人作呕。

  那些坚持苟活的人,即使是最坚强健壮的人,也会很快消瘦成一副活骷髅的模样,因饥饿而疯狂,几乎失去活下去的能力。他们的牙齿会蛀蚀脱落,头发和指甲会停止生长,眼睛凹陷在瘦削的脸庞上成了两个很大的坑洞。当他们无力行走,就试图爬行;当他们无力爬行,就试图用自己的肘部支撑起自己;当他们连这也做不到的时候,就会坐起来,目光惊惧,在其他囚徒的沉默与回避中拾捡着被丢弃的土豆皮,直到他们消失。

  “国中之国”,只为一人——阿道夫·希特勒所建的调整设施。自1939年起,原本看似无害的奥斯维辛劳动营,被建造成了一个拥有暴君专政和恶魔之心的机构。严格来说,集中营的司令官和党卫军直接听令于柏林政府,但实际上他们成了死亡的掌管者。管理层包括了顽固的纳粹分子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约瑟夫·戈培尔、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早些时候还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只听从希特勒和他臭名昭著的核心圈子的号令行事。

  这里成为了世间最可怕的杀人中心,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可以毫无顾忌地侵吞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监读囚徒的所有私人信件。集中营拥有且控制着自有资金,在其势力范围内能够令任何官员实际停职。它能把类似正当程序或国际法的任何规则当做纯粹的麻烦,随意规避那些规则条款。在几乎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行,手指轻叩一下或眨一眨眼就能决定近

  1944年,德意志帝国遭遇空前压力的时候,即使是在希特勒健康状况恶化且纳粹德国的派系及小团体党争加剧之时,奥斯维辛也从未动摇。一直到纳粹政权即将被推翻的那一刻之前,它似乎都是无所不能的。

  1944年为止,奥斯维辛就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死亡集中营,那时候它被称作奥斯维辛二代或比克瑙。它是一个由死亡、扭曲的实验和奴隶劳动组成的完整网络:奥斯维辛一号,即母集中营;奥斯维辛三号,即子集中营,内设独立设施营地莫诺维茨(Monowitz),专门生产合成橡胶,为纳粹的战争出力。最终,一个由约30个子集中营构成,隶属于奥斯维辛的高效网络系统应运而生。在那里,党卫军和德国私人部门并肩合作,办事冷酷无情又高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没多久,受到那里廉价奴役劳动力的吸引,加之纳粹管控着工厂、给出了优惠政策,一大批工业产业很快加入了庞大的奥斯维辛体系,其中包括快速消费品生产商、化工厂和金属装配厂等等。法本公司也有合成油及橡胶工厂设在了奥斯维辛运营(法本公司还拥有毒气室使用的氰化氢毒气专利)。著名的克虏伯兵工厂、西门子工厂、西里西亚鞋业公司、联合纺织工厂、切比纳炼油公司和德国国营铁路公司也赫然在列。德国土石料厂、德国食品公司、德国设备公司和各大煤矿也纷纷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这当中甚至还有一家鱼类家禽养殖厂和党卫军农业基地。但对于在这里的囚徒来说,这些企业都是一样的,他们面对的永远只有忍饥挨饿、艰苦劳作和无情剥削。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大规模屠杀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触及集中营里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及周边城镇。在某种类似美国人挺进西部的精神引领下,德国移民者到达了奥斯维辛及周边地区,他们来自旧帝国的各个角落,有从汉堡、科隆来的,也有从明斯特、马格德堡和慕尼黑这类地方来的,甚至有从维也纳来的。移民者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将德国的开明文化传播到斯拉夫东部落后地区是一种责任。他们怀着欢快的心情,为实现希特勒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宏大愿景而来,一个不仅仅基于金钱、地位或名声,还要考验一个人的勇气和品性的新社会。

  “德国之家”,就在奥斯维辛车站的正对面。这一边,门格勒和手下在监督囚犯的筛选过程,另一边的党卫军官正在畅饮醇厚的啤酒,与投怀送抱的年轻女子在邻近的旅馆同床共枕,把笑话一路讲到午夜。酗酒也是家常便饭。

  实际上,纳粹的管理层似乎不遗余力地为努力工作的党卫军提供娱乐和消遣。集中营里,他们聚集起来开展大合唱、音乐会和各式稀奇古怪的娱乐活动。(圣诞期间,犹太人被迫合唱《沉默的夜晚》。)集中营有自己的音乐厅,还有热情的德国乐队定期东行,取悦他们。奥斯维辛也有自己的剧院,特色节目各式各样,从轻喜剧(德国人将之列为

  “小偷喜剧”)如《不安的新婚之夜》(Disturbed Wedding Night)和《一个在飞的新娘》(A Bride in Flight)到笑破肚皮的剧目如《漫画攻击》(Attack of the C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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